李嘉诚撤资事件
在9年前的今天，2015年9月21日（农历2015年8月9日），李嘉诚撤资事件。
亚洲富豪华裔商业领袖李嘉诚卷入撤资舆论漩涡，人民日报称，中国这么大的盘子，有底气应对一切。李嘉诚同甘不共苦，不必挽留。中国错过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李嘉诚错过的将是一个时代。
近两日，“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和《经济日报》先后刊文对“李嘉诚撤资”做出回应。“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称，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经济日报》则指出，任何资本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要理性看待实业资本跨境流动。
人民日报:他们将失去与中国成长的整个时代
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陆，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经济日报:理性看待实业资本跨境流动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任何资本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都是资本逐利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李嘉诚或走或留，作为他个人的选择，应该予以尊重，并依法保障其有序退出的权利。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深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制度创新和改革部署之下，外来投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正逐步增强。
今年前8个月，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外商投资增长了9.2%，境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规模也增长了20.8%。
可以预见的是，不断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将为中国发展赢得主动；不断提升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盘点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吓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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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那就不能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一朝天子一朝商友，不是所有人都跟你熟。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沦落为长着獠牙的怪物。就官方感受而言，在中国经济紧张时刻，李嘉诚不顾中央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抛中国于不顾，不停抛售，严重影响大陆信心，造成悲观情绪蔓延，可谓已失道义。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他的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和勾兑，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唯我是利。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公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权力逐步退出，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整肃的对象，李嘉诚人中之精，已经看到这种苗头，故想脚底开溜，也算识相。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两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两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其二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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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港结束曾与李家父子见面
2014年9月2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工商专业界代表团，讨论香港未来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嘉诚。
习近平充分肯定包括香港工商界、专业界人士在内的广大香港同胞为国家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作出的贡献，希望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共同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8年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即将结束香港的三日访问时，在下榻的酒店与李嘉诚及其子李泽钜见面。
邓小平：曾两次与其单独会见
邓小平与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李嘉诚有过多次会面， 其中有两次为邓小平单独会见李嘉诚。
一次为1986年6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嘉诚。邓小平盛赞了李嘉诚“为祖国作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对李嘉诚的“爱国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那时李嘉诚投资创办的汕头大学刚刚成立不久，邓小平同志强调“创办汕头大学，这是一件大好事!要办就一定要办好!”对李嘉诚说：“汕大应该办得更加开放一些。办成国家的重点大学。”
另一次是1990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再次会见到北京访问的李嘉诚。
邓小平看来，真正能稳定香港的因素，是要保证大陆政策不变，同时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包括推荐管理香港人才。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
邓小平对李嘉诚说：“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李嘉诚则对邓小平表示，自己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充满信心，长江集团及他名下的分公司未来几年在香港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李嘉诚称自己的事业“正如一颗大树，根扎在香港。”
江泽民：访港必入住李家酒店
1999年5月18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李嘉诚。
江泽民对李嘉诚多年来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热心捐助内地教育、慈善事业表示赞赏，并称赞他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希望他继续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多作贡献。
2000年6月23日江泽民会见以霍英东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人士访京团，李嘉诚也参与会见。江泽民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香港工商界以巨大的热情，广泛参与了内地的各项事业。中央已决定并开始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我国又即将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程序，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将不断扩大，希望香港工商界的朋友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江泽民在任时，访港必入住李嘉诚旗下酒店，并与李嘉诚父子共进早餐。
胡锦涛：“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
2010年9月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庆典开始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与李嘉诚会面10分钟。胡锦涛一开口便笑说：“我昨天一到，听说你来了，我跟汪洋同志讲，我说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跟李先生聊一聊。”
胡锦涛表示，希望李嘉诚继续发挥影响力，为粤港深港合作、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及国家改革开放作更多贡献。李嘉诚回应称，国家的发展给香港及港企千载难逢的好机遇，香港若要长远发展，必须与内地、特别是南方城市紧密合作。
除上述几位领导人外，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也曾分别会见李嘉诚。